，也就得过且过了。
84年我出生，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。
94年民办教师改革，父亲被赶到了小学，混了几天
子，他索
拍屁股走
，在我们村东
桔园承包了片地，建了个养猪场。
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，因为
通方便，村里环境又好，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，一家都搬回村里住了。
当然，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。
母亲上课忙，只能把我撇给爷爷
。
后来在城里上小学，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。
父亲的事让一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爷爷四处托打点关系，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跑了，担子当然落到父亲上，号子肯定得蹲，至于蹲几年，要看能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，谁让命不好，赶上严打。
上大学之后，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
严打，我父亲就是受害者。
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加上吃喝嫖赌（嫖没嫖我不知道），所剩无几。
家里的存款，爷爷的积蓄，卖房款（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），卖猪款，卖粮款，造纸厂的废铜烂铁，能凑的都凑了，还有10万缺
。
当时姥爷生病住院，还是拿了3万出来，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5万，还缺2万。
这在九十年代真的不是一笔小数，母亲当时1千出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。
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，一坐就是一天。
整以泪洗面，说都是她的错，惯坏了这孩子。
爷爷闷声不响，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。
爷爷也是个能，平常结甚广，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能借钱给他。
母亲整天四处奔波，还得上课，回家后板着一张脸，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。
一家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。
最初哭过几次鼻子，后来也就无所谓了。
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指指点点。
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，教地理兼带体育，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，每天早上5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。
母亲4点多就会起床，给我做好饭后，再去睡个回笼觉。
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，毯子功不说，压腿下腰什么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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