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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叹
气，说还是老样子。
那咋行？小舅妈有点急，片刻后却又说：也是，刚出来，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她这话倒没错，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。
大概过了三八
节，他老才出去找活。
先是搭雨棚、装塑钢窗，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。
建筑队也混过，费力不假，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。
可惜这砖
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，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，只能当小工。
下班回家他死
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。
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
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，在举家反对的
况下只好不了了之。
到零零年四月天空高远之时，村东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（虽然好景不长）。
望着那几十圆滚滚的蠢东西，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。
至于本钱打哪来，我却从没想过。
自打父亲出狱，母亲就没肯再让我上工地，学习要紧。
当时母亲的月工资也基本都要拿去还债——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。
母亲不想拖欠任何，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，还了就是，也不差那几天。
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，刚够补贴家用——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
。
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，才不小心说漏了嘴：父亲揣了杀猪刀，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。
对此，母亲自然不知。
不可避免地，在拆迁安置上，父亲故技重施。
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，可惜卖出去一座，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。
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，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。
那年夏天征地时，撇开养猪场，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。
父亲不愿冤重演，万般无奈之下（语），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。
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，
诈的村
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。
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。
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，我呆在学校，没能亲眼目睹，自然也不敢妄言。
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，我推车进门时，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。
父母间
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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