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妈妈是税务员(2)

空无一物的、黑暗的墙壁。

电话那又说了一会儿。妈妈只是“嗯”、“嗯”地应着，声音里的那种紧张和恐慌，正在一点点地消退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、混杂着愧疚和某种如释重负的复杂绪。

最后，我听到妈妈用一种近乎耳语的、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说：“……我知道了，谢谢您。您也……早点休息。”

她挂断了电话。

听筒里，只剩下“嘟……嘟……嘟……”的忙音。

妈妈还举着那个已经没有了声音的听筒，僵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

我看到，她慢慢地，把听筒放了回去。然后，她伸出手，轻轻地，抚摸着那台红色的、冰冷的电话机外壳。那动作，像是在抚摸一件滚烫的、却又舍不得放手的烙铁。

过了很久，她才转过身，走进卫生间。

哗哗的水声，再次响起。

这一次，我知道，她想洗掉的，不仅仅是身上的雨水，更是那份让她无所适从的唐突以及那份因为自己“坚守了底线”，却又仿佛误解了别的、巨大的、无处安放的愧疚。

我用被子，死死地蒙住了自己的。

那时候我还没明白。

在成年的世界里，有些拒绝，并不是结束，它恰恰是另一场更漫长、也更磨的拉锯战的真正开始。

(7)

那个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，但也终有尽。当家属院窗外那棵高大的香樟树，重新抽出绿得近乎透明的新芽时，春天终于还是来了。

我的生活，也似乎随着季节的更替，重新回到了某种固定的轨道上。妈妈依然忙碌，但那种紧绷得仿佛随时会断裂的神经质，似乎被她用一种更强大的、后天习得的平静给包裹了起来。她会在夜里，一边听着复读机里流淌出的、舒缓的钢琴曲，一边在灯下，一丝不苟地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修改着那些我看不懂的税改流程图。

而我，则重新回到了学校，回到了那个由笔灰、课间的广播声和同桌曾文静身上淡淡的墨水香味所构成的、熟悉的世界里。

曾文静的病，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好了。但重新回到座位上的她，却像是被一场大病抽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她的话变少了，也更少笑了。以前，她会在自习课上偷偷地在稿纸上画小，或者跟我讲她周末又看了什么有趣的课外书。但现在，她大部分的时间，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一看就是一整节课。

她的